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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案一直是环境公益诉讼中的难点。污染物随风散尽,收不回来,也没法在原地修复。在一起发电企业大气污染案中,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跳出“一赔了之”的固有思路,探索远期减排替代性修复,在排污许可定额之内,用5年额外减排、2800吨以上的氮氧化物加350吨烟尘,完成了从“为过去付费”到“为未来减排”的转变。本期《法官说“典”》,我们邀请本案承办法官、大同中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王琴,结合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精神与相关法律规定,以案释法,聊聊大气环境损害替代性修复背后的法理、规则与尺度。
问:这起案件中,企业已经整改、实现超低排放了,为什么还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大气污染看不见摸不着,和水污染、土壤污染相比,损害认定的难点在哪里?
答:这里我们需要结合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相关精神,区分三层不同责任,三者并行不悖,不能相互替代。
第一是行政责任。依据生态环境领域行政法律规范,企业超标排放污染物,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作出罚款、责令整改等处理。行政责任规制的是违法排污行为本身,目的是制止持续违法、督促企业纠正排污状态,只要存在违法排放行为,就可以追责整改,但行政处罚不等于弥补已经造成的生态损害。
第二是民事责任。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明确,造成生态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侵权人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优先开展治理、修复;无法原地治理、修复的,应当实施替代性修复。
本案中,企业排放的烟尘、氮氧化物已经排入大气,污染物客观上造成了生态环境损害。即便后续企业整改达标、实现超低排放,只是停止了后续侵害行为,此前释放的污染物带来的生态损害事实已经发生,损害后果不会因为事后整改而自动消失。行政处罚针对违法行为,损害赔偿针对已经形成的生态损害后果,二者功能不同,整改达标不能免除损害赔偿责任。
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土壤污染有明显区别:污水可以截流、底泥可以清淤,受污染土壤可以异位处置、原地修复;大气具有流动性、扩散性,污染物排放后随风扩散、快速弥散,没有固定污染点位,没办法像水土污染那样,在排放原址把污染物收集、恢复原有大气环境。正是因为原地修复客观上不具备可行性,法律才设置替代性修复路径——由侵权人出资,通过植树增汇、区域减排等方式,在区域范围内弥补同等量级的生态价值损失,本案鉴定评估确定的损害金额,就是开展替代性修复所需的成本。
第三是刑事责任。依照刑法污染环境罪相关规定,只有排污行为达到法定严重污染环境的入罪标准,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最严厉的惩戒,针对的是情节严重的污染行为;如果排污尚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不追究刑责,但不代表可以免除行政责任和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简单来说,刑事追责看是否达到严重入罪门槛,民事追责看有没有客观生态损害后果,行政追责看有没有违法排污行为。
问:本案没有简单判决赔偿,而是协商确定用未来5年持续减排、核减排污许可额度的方式替代赔偿,也就是从“为过去付费”变成“为未来减排”。这种远期减排模式,和传统的赔钱、种树补植这类修复方式相比,核心差别是什么?
答:先说替代性修复的本质:直接修复做不了的时候,用“等量恢复”的方式补。林子毁了没法原地重种,可以异地补植一片功能相当的林子;大气恢复不了原状,就用后续的减排,去抵销已经发生的损害。
单纯罚款赔付虽流程简便,却无法确保资金直接对应污染物减量;补植复绿偏生态固碳,和氮氧化物、烟尘不是同一类功能要素;购买碳汇偏碳指标,也不直接对应本地空气质量的改善。
远期减排,恰恰补上了这三块:一是同要素对冲。过去多排的是氮氧化物、烟尘,未来核减的还是氮氧化物、烟尘,功能严格对应。二是行为化履行。不是交完钱走人,而是把责任写成“5年、额外减排 2800 吨氮氧化物加 350 吨烟尘”的硬指标。三是预防性延伸。一次性赔偿是“看过去”,持续减排是“管未来”,企业由此变成区域大气治理的长期参与者。一句话概括就是,从“为过去付费”,变成“为未来减排”。
问:从司法角度,怎么保障这份减排承诺不是“一纸空文”?企业完不成减排目标会有什么后果?
答:我们没有把调解协议内容写成“道德倡议”,而是给它上了“三道锁”。第一道锁,司法确认。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后,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和判决书一样具有强制执行力。企业完不成减排目标,原告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也可以责令其承担修复费用或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二道锁,行政核减。减排量不靠企业自说自话,而是写进《减排承诺书》和《减排实施方案》,由生态环境部门在排污许可证定额内直接核减,未来能排的总量里,先扣掉承诺减排的部分。第三道锁,监督闭环。生态环境部门核查排放量、核实减排是否真实发生,并把执行结果反馈给法院;法院持续跟踪回访。今年,我们还去企业的集控室看过实时数据,目前运行良好。
这些安排不是凭空设计的。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为替代性治理、修复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一旦企业不履行调解书,就回到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兜底责任。
问:生态环境法典强调统筹发展和保护、降碳减污协同。那么,允许企业用远期减排抵偿过去的污染损害,会不会变相放宽环保要求?法院在确定减排指标时,是怎样平衡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区域生态保护目标的?
答:恰恰相反,尺度只有一条,只紧不松。具体讲,我们守住了四条边界:一是基数不降。替代性修复方案的环境收益,必须大于等于经鉴定确认的损害量,不是“以后少排一点就行”。本案5年额外减排2800 吨氮氧化物、350 吨烟尘,远超38896元损害所对应减排量,属于明显的溢价修复。二是许可内核减。不是给企业发“额外排污权”,而是在排污许可证允许的额度里再往下压。三是技术可行。企业已经实现超低排放,有技改能力,减排方案经过专家论证,不逼停产、不转嫁成本。四是罚过再补。行政罚款没有免,整改没有免,企业还自愿支付38896 元用于区域生态治理。替代修复是叠加责任,不是替换处罚。
所以,生态环境法典讲的“统筹发展和保护”,不是让企业轻轻松松过关,而是在企业活得下去、转得动的前提下,把环保变成一项长期的技术投入。
问:这个案例给同类大气污染案件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对于群众、企业、监管部门分别有什么指引?结合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导向,替代性修复未来适用时,还要守住哪些边界,哪些情形并不适合采用这种远期减排模式?
答:对于群众来说,大气污染排放物看不见,但损害可以计价、可以追责。不是风一吹就算了,每一次瞬时超标,都有账可查。
作为排污企业,别把“罚款加整改”当成终点。主动技改、主动承诺远期减排,比被动赔钱更有主动权;但也别把承诺当成公关,核减和“回头看”,会伴随 5年。
对监管部门而言,要打通司法和行政协作壁垒。法院确认行为,生态环境部门管许可和监测,数据互通,才能避免“法院判了、企业不动”。
还要说明的是,远期减排不是万能钥匙,有明确的适用边界。适合采用的情形,大致要同时满足4个条件:污染物难以原状修复(如大气、流动水体),企业持续经营,有排污许可和监测能力,损害量可以量化。不适合的情形包括:偷排瞒报、拒不整改的恶意违法,应当先惩罚、再直接修复;随时可能关停的临时作坊;替代要素不对等的,比如想用种树去抵重金属土壤污染;减排量无法核证、没有许可证抓手的;损害巨大且不可逆、替代收益明显不足的。在替代修复过程中,等量恢复、可监测、可验收,三条缺一条都不能用。
大气污染排放物会散,责任不能散。替代性修复不是“少赔点”,而是把一次污染,变成企业未来5年实实在在少排的每一吨。
山西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潘帅
责任编辑:王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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