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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9个“微信警务室”何以扎根群众——
襄汾公安:题在屏幕 答在脚下
发布时间:2026-11-17    来源:山西法治网

智能化时代,搭建一个微信群几乎没有门槛。然而不少地方的警务微信群热闹开局后,都面临新的挑战——如何持续激活平台效能,避免部分群组沦为只转发通知的“休眠群”。建群易,守群难,线上渠道打通,不等于警民的信任就此建立。

带着这个“指尖之问”,10 月 28 日,记者走进临汾市襄汾县。当地建成2239个由民辅警主导运营的“微信警务室”,群众诉求通过指尖即可直达民警。记者“潜水”进入襄汾县公安局户政中队负责人孙灵君包联的警务微信群。在基层所队民辅警以及当地群众的交流中,记者发现,微信群是外在载体,这套线上治理能够持续焕发活力,并不取决于聊天软件的功能,而在于公安机关内部的组织调整,落脚在民辅警深入千家万户的脚步之中。

指尖架桥:

建群非终点,守群见真章

襄汾公安的实践,为线上警务有效运行交出一份本土探索答卷。今年10月,全省公安机关“微信警务室”建设工作现场会在襄汾县召开,这套治理经验为全省基层警务提质升级提供了鲜活样本。

“群组数量再多,如果缺少值守与管理,最终难以避免低效能,甚至无效。”襄汾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黄生辉对此感触颇深。

襄汾公安的微信警务矩阵,不是凭空而来。调任襄汾县之前,黄生辉在隰县完成了前期探路。2020年前后,当地多起电信诈骗案件衍生出多种问题,警情倒逼治理思路转变:与其案发后疲于奔命破案,不如把工作重心前移,做实基层防范。

“平安,是靠脚底板跑出来、磨出来的。”黄生辉说。在隰县,反诈宣传、入户走访、线上警民沟通等工作,从零散举措打磨成可复制的制度模板,当地刑事案件立案数由 2021 年的 201 起降至2024 年的 56 起,降幅达 73.8%,电诈案件发案压至极低水平。

来到襄汾县,黄生辉没有照搬既有模板。“在隰县的那几年,最大的收获,是把苦活累活干成了机制、干成了模板。到了襄汾县,不是从头再来,而是拿着成熟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去优化、去落地。”

在他看来,襄汾公安是将“微信警务室”作为撬动警力回归一线的改革支点。襄汾县公安局政工室主任白桦杨介绍,改革配套考核、轮岗激励,目的就是积极发动警力下沉,防止线上平台悬浮于现实治理之上。

想要让微信群真正“活”起来,三个现实问题绕不开:谁来值守群聊?谁来回应群众诉求?屏幕另一端的群众烦心事,如何在线下落地处置?答案不在聊天对话框里,而在公安队伍的格局重塑之中。

向内破局:

警力沉下去,群才立得住

“群建到群众手机上,人就要走到群众家门口。”这是襄汾公安推进“微信警务室”建设的底层逻辑。线上警务的根基,始终在线下。

该局领导带头走出办公室,落实包联走访制度,下沉村组(社区)登门走访。敲开百姓家门,不少群众见到公安干部上门,错愕过后放下顾虑,吐露平日无处诉说的难处。这不是表演式调研,而是常态化制度安排,领导直面一线诉求、现场研判矛盾,为全警树立标尺。

改革推进过程中,办案业务部门经历了观念迭代的完整过程。新城派出所副所长曹璐向记者介绍,案件办理队民辅警长期深耕接处警、案件侦办。起初,大家更多从办案主业视角看待入户建群工作,担心大量入户走访会挤占有限的侦办时间。

新城派出所所长张伟没有简单依靠考核加压。所内组织专题研讨,结合辖区发案规律讲清治理逻辑,“微信警务室”是风险感知的前沿阵地,前置治安防范、反诈防诈,排查矛盾、收集群众线索,能够从源头减少警情增量,反哺后端办案。同时,选派业务骨干先行试点,把实战战果带回队内。

随着一批矛盾隐患在萌芽阶段化解,多条由群众提供的有效线索助力案件顺利侦破,辖区电信诈骗、侵财类警情持续回落。曹璐告诉记者:“看得见的实战成效,让办案民辅警完成认知转变。大家逐渐意识到,做好前端风险防范,恰恰可以减轻后端办案压力,入户推广警务室也慢慢融入办案走访的日常流程。”

全局从机关向农村派出所下沉 80名民辅警,新城派出所警力从40余人扩充至76名。警力下沉至片区网格,责任压实到人,群众在群内反馈情况纳入实绩评价。

白桦杨介绍,为激发队伍活力,当地明确轮岗规则:民警任职满 5 年可轮岗交流,满 10 年必须轮岗,距离退休不足 5 年的采取自愿按规定豁免;为一线民辅警配备通话、流量工作套餐,保障线上警务运转。

“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个群众身边,都有一个可信赖的警察朋友。”黄生辉说。

制度逻辑十分清晰:先沉警力、压实责任,再依托微信群承接诉求。微信群只是民警下沉后的联络触角,不能替代实地走访。警力不落地,再多的群组,也只是手机里的数字符号。

双向“对话”:

线上接诉求,线下解民忧

警力真正扎根网格,“微信警务室”告别单纯公告工具,成为警民双向沟通的平安窗口。依托AI助手“丁陶小警”,警务室同步实现常规咨询自动应答、反诈信息精准推送,为一线民辅警减负,把更多精力留给复杂矛盾、紧急求助的线下处置。

今年8月12日清晨,赵康镇赵某生与赵某财因历时 8 年的旧怨爆发冲突,赵某生用砖块敲击对方院墙。相关现场传到本村警务室,民警张沛贤迅速上门处置。在赵康镇派出所所长王永峰、教导员李堃配合下,民警厘清纠葛,释法劝导,经过8小时调解,双方最终解开心结握手言和,一起潜在治安风险被成功化解在萌芽状态。

微信群内,也曾上演一场和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今年8月4日,刑侦二中队辅警曹睿在包联的小区“微信警务室”接到王某求助,称自己被网络曝光所困扰。正当跟进处置时,王某发来消息称已服用安眠药。曹睿一边线上安抚稳住当事人,一边对接新城派出所跟进、逐级上报。精准入户的民警联合120紧急将王某送医抢救,王某最终脱离危险。救援并未到此结束。曹睿持续跟进心理疏导,直至把王某稳妥移交家属,并反复叮嘱做好看护。

多个警务群遇到疑难诉求,AI 民警“丁陶小警”优先@包联民辅警,无法处置的或紧急诉求再汇总到该局户政中队负责人孙灵君所在专班统筹流转,值班局领导实时组织处置。福康小区退休居民王某某老伴的手机遭多家平台莫名扣款。求助信息流转到孙灵君专班,民警上门逐笔核对账单,多方对接平台协商,追回2000余元,并帮其解绑银行卡,关闭免密支付,消除风险。王某某在群内致谢:“孙警官,在您的热心帮助下,我才知道3笔钱的去向。后来,有两名公安民警专门来家访,我特别感动。”

群聊告别单向信息输出,诉求形成受理、处置、反馈闭环,警民隔阂逐步消融。依托这套联动模式,今年 1 月至 10月,襄汾县电信网络诈骗警情、立案数、财产损失实现“三下降”,分别同比下降34.93%、48.24%、62.64%。

法治守界:

便捷不越界,法治守底线

2000 余个警务群直面海量群众诉求,采访过程中,记者一直在思考:数字化不断拓展警务触角,权责的边界应当如何把握。

襄汾公安的态度十分明确:线上警务不等于有求必应、无限接单。不属于公安法定职责的诉求,民警不简单一推了之,做好解释说明,引导群众向属地乡镇、民政、住建等部门反映,做到接诉有回应,分流有指引。

群众提交的身份信息、家庭情况、风险线索分级管控,个人隐私禁止在公开群聊扩散,敏感线索走内部流转渠道。民辅警在群内统一实名,头像用红底证件照,疑难诉求由专人拟定口径再指导回复;电诈警示案例隐去隐私信息,审核通过方可推送,形成疑难诉求向上归集、统一研判流转的处置机制。

这些规范不是冰冷的纸面条文。黄生辉向记者谈及一段过往:此前推送反诈提示,曾误标日期,当地公安没有回避失误,公开向群众致歉,也倒逼内容审核流程进一步收紧。

对于人社、医保、金融机构接入警务室拓展服务,当地保持审慎。相关单位顾虑线上发言风险,公安机关先行承担内容把关,稳步推进合作,不急于求成。

技术可以降低沟通成本,却不能降低治理的法治标准。黄生辉坦言,线上警务是在法治框架内借助数字化手段履行保民平安、服务群众的法定职责,而不是突破权责大包大揽。

回到开篇的“指尖之问”:低成本搭建起微信群后,襄汾县2000余个警务室没有沉寂,而是持续守护一方乡土平安。

数字化只是手段,群众路线才是改革内核。黄生辉提出要用“走亲戚式”的姿态走近群众,警民情谊不会靠添加好友自动生成,要靠一次次实地走访慢慢积淀。截至目前,已添加 AI 民警“丁陶小警”、包联民辅警为好友的全县各界群众达9.9万余名。

记者手记 〉〉〉

采访之初,记者曾以为,2239 个“微信警务室”的亮眼数据,就是襄汾公安线上警务的全部答案。真正深入实地探访之后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记者在“潜水”进入的“微信警务室”发现,界面与普通群众微信群并无两样,通知公告、业务咨询、生活琐事交织在一起,这里每一条诉求都对应着民辅警的解答、上门、调解、救助。福康小区王某某发在群聊里的感谢,正是群众最朴素的反馈。

“平安,是靠脚底板跑出来、磨出来的。”这句话在采访中被多次提及。襄汾公安的实践呈现出来的是——新时代基层平安建设,技术工具可以迭代,载体可以创新,但“扎根群众”没有算法捷径,必须靠脚踏实地的实践去作答。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命力,生长在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治理实践里,并在数字时代持续孕育出新的形态。

山西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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